媒体聚焦

　　从“东方红卫星”到“神舟飞天”，从“天舟飞船”到“嫦娥奔月”，明年火星探测器也将升空，中国航天不断“飞”上新高度；而经历黄金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农机装备第一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主战场，科研一线专家们钻坚仰高、孜孜不辍。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江苏代表、委员告诉记者：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而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将加速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

　　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

　　在每一次“飞天”任务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的精密测控雷达始终聚精会神守望苍穹，天际接力勾勒最美弧线，为“航天梦”“探月梦”默默助力。

　　“我从事智能感知技术的35年，恰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雷达工业的巨大进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所长胡明春说，多年来，十四所创下了多个国内“第一”、世界“领先”，而我国第一部机载预警雷达、第一部舰载多功能雷达、第一部星载合成孔径雷达等等装备的研制成功，也让他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是推动装备升级进步的原动力，关键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明年，我国还将发射火星探测器，“我们将把最新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的能力，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奔跑，一直在拼搏，做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科技力量。”

　　“以前二十多年的配装工作中，我服务的对象都是空客、波音等外国航空企业，为咱们自己的大飞机出把力，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今年45岁的王巍，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海鹰（镇江）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装配制造技术中心车间主任。去年全国两会上，王巍结合自己所熟悉的专长，提出了一个本行业内的建议：加强对航空复合材料制造产业的支持力度。

　　“目前复合材料占整机的比例较高，C919以人工操作为主，C929的研发需要自动化的生产线，但是国内还没有这么成熟的生产线，最快的办法是引进一套现成的，可是现成的设备有技术封锁。”王巍说，因此建议推进社会资本融入产业，包括国家成立重点实验室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等。

　　“作为国家核心创新主体，央企面向的是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及军民融合战略，做专业领域的国家队、产业方向的领头羊和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胡明春说，尤其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创新并组织落实，“以十四所为例，对接国防装备重大发展需求，作为探测感知的引领者，在国家重大系统工程、重点项目，以及高端芯片的开发实施中发挥骨干作用，涌现了海之星雷达、远程预警探测雷达、华睿DSP芯片等一系列明星产品。”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

　　过去一年中，王巍围绕加快自主创新进一步展开调研。在调研中他了解到，在江苏，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为C919配套的专业已在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建立和完善起来，为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奠定了基础。“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今年公司还将交付五六架大飞机。”王巍说，大飞机的质量过得硬，待C919正式运行以后，早日坐上自己参与装配的大飞机，是他最新的一个梦想。

　　“农业机械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说，经历黄金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农机装备第一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但大而不强、结构失衡、高端匮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不足5%，高端农机装备仍严重依赖进口。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讲究精耕细作，缺乏科学选择的理论依据，给农机设计和应用造成很大困难。施卫东说，同时，农机装备市场空间小、利润薄，大型关键零部件企业和科研机构不愿意介入，而相关农机企业重生产、轻研发，也很少进行技术创新和原创性设计，再加上农机企业孤军奋战多，整体协同少，上下游配合差，导致行业整体制造水平差。此外，农机化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科技创新能力大大弱化，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应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完善农机装备创新体系，孵化培育一批农机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建立‘企业+合作社+基地’的农机产品研发、生产、推广新模式。”施卫东建议，应瞄准重点产品关键技术，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农机装备，加强农机装备一流学科建设，加快农业装备创新人才培养。在“双一流”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以农机装备为主要特色的相关高校农业工程学科列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序列，培养具有创新研发能力的高端专业人才，为实现农业装备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加快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在围绕加快自主创新进行的调研中，王巍发现，当前国企普遍实行的“工资总额办法”，越来越成为引进和留住人才的一个短板。因此，“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带来的一项新建议，就是加快相关改革的推进步伐、出台国家指导意见，倾斜对技能人才的税收优惠，并提高技术工人的收入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委沈仁芳也表示，“我们科研单位有不少技术，往往不能直接变成产品用于实际工作生活。为什么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其中就涉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涉及到收益分配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科研人员获得的发明专利的产权都是属于职务发明，产权是单位的，但这带来一个问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就无法调动。”沈仁芳建议，科研单位一旦形成专利技术后，单位与个人应提前约定，个人和集体各占几成。

　　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已经被广泛关注。沈仁芳表示，国家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及党中央对科研工作的一系列文件，都体现了保障科技人员合法权益的悉心关怀。“单位和个人利益分享机制，在这方面国家和企业的相关政策，其实都已经放开了，具体落地还涉及审计、监管等多方面问题，如果审计配套不跟上，还按照过去的规定办，那么科研经费使用的灵活性也就无法真正落实”。

　　沈仁芳指出，对投身不同方向的科研人员用好人才分类评价和激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在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评职称都需要看论文和发明专利，但很多真正有用的科研成果无法获得类似的适当的评价。他举了个例子，“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太湖地区，农民种田是一年三季。我们所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摸索，发现这样得不偿失，在推广之后，如今所有农民都是种两季田了，效益也得到了大大提高。但这种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研究，科研人员是丝毫没有物质利益的。如何鼓励和评价做类似这些偏公益工作的科研人员？一方面是让这些科研人员能够拿到相应比例的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多方探索分类评价，将这些工作与职称晋升挂钩，才会真正地推动科研成果的落地。”

　　本报记者 王 拓 杨频萍 王梦然

　　摄影：本报记者 余 萍